《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根植于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的深刻揭露,这一理论建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最终指向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在马克思的批判视野中,资本主义制度因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缺陷,注定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当分配过程以私有制为起点时,其结果必然背离正义原则。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决定分配正义的核心要素,只有将分配原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建构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思维,不仅为人类社会指明了通向共同富裕的制度路径,更为当代中国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推进社会公平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通过将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分配制度创新之路。
围绕“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议,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范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正义原则,凸显正义范畴的前提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的三重特质,能够为理解正义论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前提性是抽象范畴具体化的中介环节,揭示了任何正义范畴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关系。历史性展现了正义从原始社会道德要求到资本主义法权意识的动态演变,批判了资本主义永恒正义观。超越性能够前瞻地把握正义的发展方向,既摆脱了正义对生产方式的机械依赖,又在人类解放视域中为重构正义提供可能。三者共同构成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核心内涵:资本主义所使用正义范畴本质上是为其生产方式辩护的意识形态,只是在形式上肯定平等与权利,却在实质上默许并巩固了阶级剥削。因此,囿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正义标准反复论辩,则无异于认同其剥削逻辑。而马克思的正义范畴强调正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其目的则指向批判资本主义这一不正义的制度根基。
国家形象反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中国和国家形象相关论述,美丽中国形象包含自然景观、全球治理、精神文化、社会制度和心理情感五重维度:即构建生态环境良好、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全球环境治理引领者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的文明国家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可爱可亲、和平友好的美丽中国形象。美丽中国形象国际传播面临西方话语霸权制约、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体系不完善、叙事策略和精彩故事挖掘不足等挑战。塑造美丽中国国际形象要通过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平台,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议程设置能力,凝练文化符号,改变叙事策略,构建多元化立体传播模式,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等策略提升传播效果。
立足中西现代化比较视域,以“浅绿”思潮为内核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实际上仍以资本增殖为底层逻辑,内蕴反生态性。生态资本主义的具象展现、运行特征和内在限度昭示着其本质上是资本宰制下的生态乌托邦幻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从理念突围、模式重置、价值转向和认知图式革新上实现了对生态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强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践行和推进生态正义、技术正义和发展正义,以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新形态、重塑全球技术治理格局和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以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世界各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开辟广阔空间。
《国际歌》“les damnés”的中译,由含“诅咒”义的“受罪人”改译为“受苦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汉字美学传统相融合的范例。“苦”字直指人肉体与精神上的劳苦;“罪”本字为“辠”,意以金属利器施加肉刑。“苦”“辠”等汉字图象所表征的,正是世界历史上人因战争、犯罪、破产等原因成为奴隶的现象。由此,《义勇军进行曲》呼应《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反抗精神,及《国际歌》“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心灵共振,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疾号,在绝望中产生崇高的革命意志。“全世界无产者”,是“全世界受苦(罪)的人”之哲学抽象;“全世界受苦(罪)的人”,则是“全世界无产者”感性具体的中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译过程中,汉字图象以其独特美学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语境。从德文、法文以及英文、日文到中文的迻译,体现了语言即行为的号召力,汉字图象的感性力量,最终演绎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政治美学的崇高精神。
上古汉语“莫”的词性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现在,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莫”是“无定代词”。但是,“无定代词”说很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莫”在现代汉语中不用作“无定代词”,“无定代词”用法是从什么时候、怎么消失的;“莫”在上古汉语中并非全部都理解为“无定代词”,它还有否定副词用法,我们如何区分这两种用法。在比较研究“莫—nothing”和“或—莫”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假说,“把‘莫’统一分析为否定副词”,这不失为一种“最简方案”。该假说成功地解决了另外的三种疑问,并且“并不否定‘莫’存在古今演变”。该“最简方案”就是对这一个学术论争的最彻底、最全面、最终结的解决方案。
古籍的经典化,保证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作为中国文化典型代表的《诗经》在汉代完成经典化过程,定于一尊。但从西周初年至汉代漫长的时间段里,由于材料缺乏,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诗》是如何完成其经典化过程的,安大简《诗》的发现为我们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从安大简《诗》与《毛诗》章次、诗句比较可知,两者大同小异,战国时期,《诗》的文本已趋于稳定。秦汉之际,儒家学派的经师们进行了最后的润色改定,从而形成了《毛诗》这样的定型本。欧阳修《诗本义》中认为《诗》中有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与经师之业,从《诗》成书过程来看,这个结论是有其合理性的。《诗》经典地位的最终形成正是这四类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系统论视野下,教育之于爱国主义有其独特的应然价值,但是教育与爱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偶联性”的功能盲区。《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出台一方面以法律系统所具有的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来弥合教育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功能盲区,另一方面以条件纲要而非目的纲要对爱国主义教育作法/不法的二值分配,使爱国主义教育逸出线性因果关系的理论误区,立足于法治化的实践逻辑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制度表达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封闭运作的爱国主义教育规范体系,采用契合教育系统运转逻辑的教育方式,建立多方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耦合机制。《爱国主义教育法》亦有完善空间,在法律规范上需进一步完善以作出更精准的法/不法二值判断,在实施中应当关注教育系统的运作特点,建立更有效的耦合机制。
近年来,我国多起正当防卫案件引起广泛舆情,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困难,其背后存在正当行为与犯罪之间的“制度空缺”。这一“制度空缺”源于1979年刑法的“先天不足”、立法观念对人权保障机能重视不足以及相关知识的欠缺,导致刑法体系功能失衡、司法裁决不公。此外,期待可能性理论及违法阻却事由作为刑事司法出罪的两大依据,其涵摄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充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因此,从立法上解决“中间地带”的“制度空缺”是根本路径,借鉴域外刑法在正当防卫与犯罪“中间地带”的丰富制度规定,我国应通过增补依法令、正当业务等正当行为,完善现有正当行为的减免刑事责任情形,增设其他阻却刑事责任事由等实践路径,填补“制度空缺”,以实现裁判公正、提高法治水平、保障人权,推动我国刑事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妙”,其美学意蕴的生发首先基于它的汉字意涵。“妙”的汉字初文为“眇”,本指称小目,意精微、高远。屈原将“眇”与个体命运及情志相连,用“眇”指涉美,表现了屈原对人存在的审美观照。汉代楚辞拓展了“眇”的美学诠释。在两汉楚辞中,“眇”既体现着情操美的意涵,又表达出诗人深沉的命运忧思。受屈原及楚辞的影响,汉代“眇”改作“妙”,完成了“妙”在美学层面上向“美好”义的转型。“妙”以“少”“女”二字会意而成,取“少”的时间尺度与“女”的身体维度,隐喻了时间在人身体上的充盈。“妙”反映了“士不遇”者对时间推移的悲哀与对形体消亡的焦虑,因而将“美女”视作“安精神”的药方。从根本上说,汉字“妙”并非象征空玄,而是感性经验在时间尺度上的包孕与流溢。
钟嵘取熔儒家诗学与《周易》思想,自铸五言诗歌理论及诗学理想。在理论建构时,他源“万物一气”,以“气之动物”与“感荡心灵”奠基诗歌发生;变“四言正体”,以“五言滋味”和“即目直寻”重释诗歌本质;遵“诗有六义”,以“酌用三义”与“干风润彩”论述诗歌创作;承“诗可以怨”,以“以怨为美”和“情兼雅怨”构建诗歌理想,于传统经学涵泳中独出诗学机杼。在品鉴评析中,他“依经立义”,构建起以《国风》《小雅》《楚辞》为源流的诗学谱系,展现出植根经学而又别开生面的理论创见。其诗论和诗评于传统经学既有守成,又含新变,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学诚的赋论成就,包括对赋源的追溯、赋用的探索以及赋体相关体类问题的考察。章氏发掘出赋体源起于经义而沾溉于子学的文体特性,明确指出赋体经世致用的功能与书写学术的旨趣,还以重在“辨义”的赋体意识对赋作的著录体例重加思考。从学术品格来说,章学诚以史学的“通观”视野和“尚质”精神审视历代赋作,通过对“史义”的洞见揭示赋体的学理内涵,其赋论实为史家的文体之学。
通过“脱腔”与“情动”两个核心概念,可以重新审视阿城的小说创作,进而揭示其文学思想与美学实践所蕴含的“俗人圣性”。回溯早期创作《遍地风流》,可见阿城在对“腔调”的反思中逐步确立“脱腔”的写作自觉,强调摆脱修辞化与定型化的情感表达,以复苏世俗生活的真实体验。借助“情动”理论,对《遍地风流》与“三王”中人物的生命感知、身体经验与情动生成进行阐释,可以看到阿城如何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建出世俗化的生命伦理与“情动共同体”。由此可见,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寻根”叙事中的文化自觉,更在于通过“脱腔”抵抗文化定式,通过“情动”复苏生命力与情感联结,从而在当代文学语境中展现出独特的生命书写与伦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