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论述中蕴含了效率逻辑、人本学的底层逻辑以及独特的辩证逻辑。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既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又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作用。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阐释:智能自动化赋能产业生态的重塑。人工智能提供了新动能,促进分工与协作形式的质性升级,逐步建构起一个多主体、可持续、全球联动的产业生态空间。“人—机交互”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人工智能关注人与机器的全方位双向交流互动,在社会资源分配、人的主体性发挥、人与自然共生之维增益人的全面发展。智能风险预控赋能制度改革。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失业、存在危机、效率与公平失衡等潜在风险,而对这些风险的反思本身构成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必要环节。
习近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纵观我们党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其内涵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其内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确保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根据新的历史任务和形势变化赋予统一战线新的内涵,促进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改革开放事业凝聚力量,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丰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本质要求、重要原则以及制度保障等内容。
以马克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述为逻辑起点,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脉络,意图揭示二者在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的跨文化共振和跨时代共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实践—认识—再实践”辩证关系的阐释,与王阳明“知行本体”、王夫之“知行相资”等思想形成历史呼应,共同指向对人类实践主体性的确认、理论与行动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实践作为价值生成根基的深刻体认。这种双重诠释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贯通性和价值契合性,更为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双重思想资源。
两周时代是形成中华文艺思想雏形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理论意识交织错落,分别汇集成各类问题域,成为后世中华思想史的源头,也成为中华文艺思想史的元理论命题。从早期经典形成的类别和意义出发,可以发现中国早期文艺思想问题形成的特色、尺度和意义。清晰的理论线索表明:儒家六艺突出主体形态,诸子百家呈现多元格局,史传传统体现理论本色,私学兴盛成为转型标志。中国早期文艺思想在经典的形成及其经典化过程中呈现出持久而稳定的元理论意义。
清末民初的忆语体文学作品充分发挥了“追忆”的叙事功能,扩大了作品的叙事范围。忆语体文学从“悼亡”发展为“追忆”,传主不必为逝者,亦不限于作者的妻妾儿女,友朋、恋人皆可成为作品主角。作品亦不仅限于追忆个人昔日情事,也常以讨论国家、社会现状,搜集网罗历史掌故为旨归。在此基础上,忆语体文学形成了以凄婉、感伤、怀旧和迷茫为主的叙事话语特征。受时代背景影响,忆语体文学由私人话语渐变为公共话语,拓展了公共话语的叙事空间,产生公共话语效力,进而影响公众舆论、社会思潮,这也是清末民初忆语体文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以明治维新为发端,日本的汉语教育逐渐开始由以传统的长崎唐通事为中心的唐话教育向近代西式教育的方向转变。把明治晚期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收集整理并编撰成册的汉语教科书《注释日清语学金针》和《京话萃选》作为研究对象,从句型教学的角度考察这两本书中出现的有标记被动句,特别是对有介词“被”等为标记的36句被动句进行调查、整理、归纳,尝试厘清当时汉语教师编纂的汉语教材中被动句的形式及其特点。这一研究有利于明确明治晚期汉语教材中所反映出的当时的汉语教授法的具体形式,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当时汉语教学的目的和政策。
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历经70余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部门法理论为主导、公私法理论为补充,“系统论”“动态论”“文化论”等新型理论百家争鸣的学说格局。然而,近年来法律体系理论研究愈发陷于低迷,难以回应实践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根据新时代法律体系建设实践中的工作经验、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与时俱进推动法律体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实践地看,法律体系是每个专属于具体人的法律规范网络的总和,其范围涵盖了国家法体系、社会法体系和合意法体系,推动它们共同形成统一的宪法秩序构成了建设法律体系的永恒过程。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坚持新时代立法工作经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立法工作格局,加强对事实性立法权力的监管与制衡,向着建成法治体系、法典体系和新中华法系持续奋斗。
审执分离的本质是权力分离,也即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审判权与执行权在性质上存在差异,而在价值功能上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二者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分离成为必要,二者在价值功能上的关联性又决定了审执分离需严格恪守边界,把握在一定限度内。鉴于我国现行执行体制的实践基础与现实困境,进行审执分离改革不适宜对“审执分离模式”(审执内分或审执外分)予以“一刀切”定调,也不适宜以“机构”(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为标准进行简单僵化的“两机构分设”,而适宜以“执行的核心内容”(财产执行与人身执行)为标准,考虑如何进行两权分离。对财产的执行适宜继续由法院统一行使,对人身的执行适宜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既兼顾了优良传统,又做到改革创新。
企业战略联盟作为一种组织间互动的方式,能够帮助企业突破内部要素资源限制,同时供应链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企业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关键步骤,但不同管理方式下有利有弊,因此企业战略联盟如何影响供应链话语权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以2012年至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战略联盟与供应链话语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间“各取所需”,使供应链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企业战略联盟可以通过激活企业冗余资源、提升分析师团队的追踪数量以及增加媒体关注度的机制对供应链话语权产生影响。拓展分析显示,企业战略联盟不仅能够推动企业“脱虚向实”,还可以提高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战略联盟对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生物朋克科幻基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聚焦于基因改造生成的新人类/后人类形象,以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贯穿了人类的永生身体渴望。站在后人类赛博格理论视角上审视生物朋克科幻小说,梳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贝尔的《血音乐》以及巴特勒的《莉莉丝的孩子们》的生物科幻与生物朋克科幻发展,探讨基因科技生成的人类身体、意识、世界观等本体论上的认知革新,或可以此重新认识和建构后人类伦理,超越其人类主义忧思,展望后人类主义与智能文明发展前景。
美国本土裔作家杰拉德·维兹诺的小说《蓝鸦》讲述了白土保留地上博利乌兄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他们以写作和绘画为志业,从本土走向国际化的故事。在巴希尔和阿洛伊修斯成长为作家和画家的过程中,他们精神上的运动和身体运动相互促进,创造出受到国际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本土文学和艺术,实现了本土裔在场。
以阮清越的代表作《难民》与《同情者》为主要对象,探讨越南裔美国文学在全球化和文化边缘化的双重语境下,对传统共同体在认同机制、记忆传承及形态演变层面的艺术表征与哲学反思。这些作品既系统剖析了战争创伤记忆与跨文化碰撞对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复合性影响,更通过动态的文化共同体建构过程,揭示了个体在异质文化空间中探索、重构乃至超越既定身份范式的复杂路径。通过对阮清越作品中的世界主义视角和身份困境的深入分析,能为理解越南裔美国文学在全球文化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参考。
作为图像文本的一种释义策略,视觉修辞对现代广告文本的进驻体现在表意符号的文本结构与图像文本深层次的辞格装置两个层面:由图像、文字、声音构筑的互文性表意结构成为现代广告文本修辞性意义生产的第一层级,形构了“图—文”“图—图”“图—言”“图—乐”等多种互文形态;由诸如视觉隐喻等辞格装置构成现代广告文本修辞性意指实践的深层结构,从而规约着广告图像的意义生产。现代广告文本的修辞性意指交织着消费意识的隐性权力话语,它以福柯言下“毛细血管状”的现代权力形态布局着现代广告文本的意指实践,从而在提升现代广告文本表意效力的同时也强化了文本自身的审美意识形态价值。
在1915年礼制馆《丧礼草案》问题上,当前学界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即该草案的主要内容为追悼会条例与中西仪节融合的“新丧礼”。实际上,这一共识是基于民国《重修酆都县志》的误会。对照民初《学生》杂志的相关报道与陈铎等编《日用百科全书》等史料可知,该县志错误地记载了礼制馆《丧礼草案》内容。其真相是,该草案基本沿续清代官员与士庶丧礼制度,并不包含学界所称的追悼会条例与“新丧礼”。这一草案由胡玉缙负责编订,体现北京政府的“大一统”制度与宗法观念,仅在服饰等细节上稍能因应政治革新与西方文明。虽历经修订,却一直未获颁行,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被新的《礼制草案》取代。
铁冶铸技术于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14年)由吴国干将师门(包括干将、莫邪、欧冶子及众多工匠)在“鼓山铁”政策背景下发明,其标志为《吴越春秋》所载“金铁乃濡”的冶炼成果及江苏六合程桥吴墓出土的白口铸铁丸。楚国通过引进技术并广泛传播,促使生铁冶铸技术在中原迅速普及。此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产量,推动了铁制农具(尤其是耕犁)的铸造与应用、水利工程的兴修、荒地开垦、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及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为秦统一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并支撑了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强盛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