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选择、理论建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蕴含着独特的叙事话语和中国智慧。其中，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探索”的转变性智慧叙事、“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性智慧叙事、“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统一性智慧叙事构成了其道路选择的智慧叙事；遵循历史规律、把握整体逻辑和坚持守正创新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智慧叙事；重点突出与系统全面相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层次协调与联动发力相结合构成了其制度建设的智慧叙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智慧叙事、提升文化现代性的智慧叙事、重视文化互鉴性的智慧叙事构成了其文化发展的智慧叙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助力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韩非子作为中国古代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其治国学说的内容博大精深、观点犀利、论证充分、结构完整。基于多元比较方法论，以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双重视角，通过分析“大争之世”的时政判断、“新故异备”的治理史观和“好利恶害”的人性假设，探讨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三个逻辑起点的内容与意义，揭示韩非子构建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逻辑路径，为理解中国古代诸子学派国家治理思想纷争提供解释模型，为推动当代国家治理理论建设与国家治理实践活动提供历史镜鉴。
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虽已具备令人艳羡的强大生成能力，然而其依然面临着诸多技术风险与挑战。风险本质上属于不确定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不确定性既包括诸种技术内部的因素，同时也包括作为技术—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一新生事物的认知与实践还较为有限，也就意味着人类无法将其技术风险全部扼杀在摇篮状态抑或完美解决。我们需要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剖析技术升级迭代中的典型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时宜的治理理念与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
奥维德因触怒奥古斯都而遭流放至罗马帝国边陲，屈原则因政治理想破灭而被放逐于楚地。两人在诗中构建了迥异的空间意象：奥维德以流放地的荒凉传达孤独与无助，屈原则借楚地山水寄托对故国的忠诚与眷恋。在情感表达与身份认同方面，奥维德通过自嘲与哀怨流露出对罗马诗人身份的执念，屈原则以悲愤与坚定彰显其对楚国忠臣身份的坚守。流亡经历促使二者在文学创作中实现突破：奥维德转向现实苦难的抒发与政治批判，屈原则将个体情感与楚地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对奥维德与屈原诗歌的比较考察，可深入阐释不同文明背景中流亡诗人的生命姿态与艺术成就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了我们对流亡文学特质的认知，更为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该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对传统反不正当竞争规则产生挑战。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直面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新情况新问题，对商业数据、平台经济领域相关问题作出积极回应，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规则，以适应互联网行业新发展需求。新法秉持稳妥、审慎设定法律干预边界的谦抑性理念，从“预防和制止”双核心出发，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既对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作出明确，又为互联网新技术和竞争模式的发展留足空间。遵循法律解释学方法，从类型化角度厘清新法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的适用思路，提高司法执法效率，以期实现规范互联网竞争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公司法中的资本公积金不得弥补亏损的禁令解除后，能够对企业带来财务报表美观、满足分红条件等利好影响，但滥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却也可能给企业带来长周期、大范围的不利影响。为有效规避滥用风险，须发挥企业内部控制、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机制的作用。当滥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后果延续至企业破产程序中，应对于不当利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股东、董监高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纳入追回破产财产的框架内，充分发挥破产审计的功能。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不影响企业进行亏损结转，企业在濒临破产期间用资本公积金弥补的亏损如尚在五年期内，可以允许重整企业将亏损结转至以后年度。
改革与法治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中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革新。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法治则为改革提供了规范性和秩序性。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协调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二者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可能发生相互对冲，进一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文章阐释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科学认识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若干原则；如何实现改革与法治之间良性互动的实践路径，进而助推深化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供应链管理体系，在应对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利用2012—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缓解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数据要素嵌入程度较深、国际化程度低、制造业企业以及环境不确定性感知较弱的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和优化商业信用结构来缓解供应链中断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除了能够缓解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外，还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缓解持续发展压力，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缓解作用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趋势。研究结论为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赋能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小说、诗赋在中国本土知识统序中原本居于不同的部类，它们不断向彼此趋近、靠拢，逐渐建立起复杂的关联。诸子略小说家源自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它与诗赋中的某些要素，如“《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等构成了隐性的同源关系。魏晋隋唐时期，这两个类目以“小道”与“采诗”等为接点，在功能、架构等层面上形成直接的对应关联。唐宋至明清的千余年间，《莺莺传》以及《红楼梦》等逐步替换《世说新语》,成为典型的小说范例，这套类目也完成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转型：它把“情”作为自身的内核，与诗赋生成了同质性。小说与诗赋在本体构成的层面上完成了整合与融会。这些韵散结合的文本还采用“诗笔”,即赋比兴的手法抒发情感、思绪，在表述范式、书写体制等各个层级上与诗赋建构了整体性、规律性的关联。到了近现代，基于小说与诗赋在两千余年间逐步形成的同构性，它们作为并行共生的知识类目，共同成为文学学科核心的构型要素。
“赋”作为中国文学中最基础的表达方式，拥有叙事、议论、说理等多重功能。在小说评点中，评点家莫不以“赋”直陈情节内容、阅读感受与文法价值。同时，文体视角下的“赋”,又给予了才子佳人小说评点以独特的“问对”结构。这使得评点的表达方式由直白的铺陈，因结构的变化而具有了“文学性”与“解密性”的两重特质。而与“赋”一奶同胞的“比兴”,则在修辞方面深刻扭转了评点话语的平直表达。“才佳”评点因“比兴”的介入，可以灵动地透视评者的阅读心理及逞才欲望，将平面化的阐述、说理扩宽为一片充满诗意的表达空间。
柳宗元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决定了其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明道，由此，柳文的文道关系表现为二者同一。柳宗元以引用经训的方式将儒家大道隐含于文句之中，又学习儒家经典的表达范式，形成了峻洁深刻的文风。他延续《周易》言、象、意体系的内在思路，从理论上确立了文以明道的合理性，并以之实现文、物与圣人之意的融合。道论从文章主旨、言辞、章法等方面塑造了柳文的整体面貌。
太湖意象的嬗变，实为一场从神性政治符号向审美风月载体的意义重构史。先秦时期，《禹贡》将太湖纳入“震泽厎定”的王权地理体系，使其成为圣王功绩的象征。而汉代经学与谶纬之说更将其塑造为天人感应与道德教化的政治符号。至于六朝，在玄风涤荡、士人个体自觉与江南地域知识体系渐趋成熟的作用下，太湖逐渐褪去道德政治的外衣，升华为文人澄怀观道、安顿自我的审美客体。六朝文人通过自觉而持续的文学书写，不仅标志着太湖风月意象作为审美范式的真正确立，更深刻反映出中古时期士人精神与江南地域文化之间的互构与共生。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神圣王权阐释的历史超越，也是中国古典山水观从外在道德伦理印证走向内在心灵栖居的深层转变，奠定了后世士人以体验为核心、以意境为旨归的文化型态。
近代稿本日记多有未著撰人或著录作者不确的现象，文章考出其中二十种稿抄本日记的作者，分别为许元忻、万树春、笪世基、陈鸿藻、黄体芳、杨文斌、蒋锦沅、蒋保燮、刘宗藩、翁熙孙、陆象宗、赵颖、陈允豫、陆懋勋、陈钟信、翁之廉、谢愃、章锡琛、董荐廷、赵保民，期于近代日记与人物研究有砖瓦之功。
《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