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马克思“空间正义”呈现着三重位阶的正义:分配正义、关系正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正义。首先，分配正义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初级位阶。分配正义关注财富、资源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价值的分配问题，追求公正的空间分配方式。其次，关系正义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中级位阶。关系正义强调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互利、和谐的关系，追求建立良好的社会空间秩序。最后，共产主义发展正义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高级位阶。共产主义发展正义追求在整个社会空间实现平等，取消私有制，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这三重位阶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的核心要求，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系统思维与系统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从系统论视角审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运用新的角度、方式和方法予以拓宽思索空间，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制度体系的建构要旨和运行逻辑;在系统架构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有刚性支撑、动态支撑和评价支撑三大构成要件，其中三大构成要件又包括了法规域要素、精神域要素、历史域要素、制度域要素、组织域要素、教育域要素、社会域要素和人民域要素，以此形成合力推动制度规范体系的整体发力、协同联动和功能跃迁，促使党的自我革命达到理想的成效输出。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坚持守正创新，锚定完善制度规范体系的目标主题，推进制度规范体系在定位、层次、功能、检视四个维度的系统优化，进而实现制度规范体系的良序运行和集成涌现。
全球现代化叙事长期受困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单一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以突破性实践与理论创新，完成了从“失语”者向“主语”者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话语体系重构的深层动力源于历史断裂中的文明自觉、实践突破中的价值创新与全球秩序转型中的话语权博弈三维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创造性结合，破解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将“人民性”确立为现代化叙事的价值原点，并通过脱贫攻坚的精准治理、生态文明的本土智慧转化等实践，形成非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生产范式主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全球性叙事，不仅解构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知识体系，更通过“两个结合”实现文明基因的现代解码，为全球提供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替代性方案。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重构人类知识生产秩序的话语革命，标志着文明对话新范式的诞生。
政府治理绩效不仅直接促进农村居民的选举参与和社区参与，而且会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间接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选举参与和社区参与;政府治理绩效对农村居民的维权参与和沟通参与有显著负向作用，且主观幸福感在政府治理绩效与维权参与中存在遮掩效应;主观幸福感在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的选举参与、社区参与以及维权参与中的中介效应受到政治信任的调节，即相对于低政治信任的农村居民，间接效应对高政治信任的农村居民作用力更强。因此，政府应积极关注与回应农民的诉求，增强自身治理能力，提升农民幸福感和政治信任，以此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现实政治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而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政治概念。这一重大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新认识，其话语的生成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民主发展的长期实践探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生成的历史逻辑;立足于当下国内外发展形势的需要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生成的现实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在形成过程中不断丰富，形成了“民主国家”宣介型、“有效民主”阐释型、“民主共识”合作型、“西方民主”解构型话语内容。深入理解和掌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时代内涵，推动了我国民主话语标识性概念的建构，为人类政治民主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风险监管关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数据安全风险经历了印刷时代—电子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以“风险”理念为核心的场景风险理论和个人信息识别理论逐渐被运用到欧盟和美国的现行数据安全风险监管体系中。我国目前身处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应以相应的风险理论为基础，借鉴欧美立法体系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数据安全风险监管的立法现状和不足，加强立法体系化并且逐步法典化，细化风险监管流程并且构建风险监管体系，增强风险预防和救济机制。
论文尝试从艺术跨媒介性的感知模式及其心理基础着手，考察实现跨媒介转换与融合的心理条件，主张聚焦在跨媒介信息生产传递过程中真正起到中介性作用的心理过程本身。鉴于艺术跨媒介研究的以往成果，从心理过程入手的研究有助于回应三个问题。其一，有助于突破跨媒介研究的符号学研究视域。其二，推动对媒介的多模态综合及对媒介之间如何组合、转换、整合的思考。其三，综合考察不同媒介特质以及因之而出现的感知层与意义层的认知问题。因此，从心理机制对艺术跨媒介性的讨论也可以从感知层、情感层以及认知与动机层面的意义建构这三方面进行。
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书信文本，主要是指他早期一些书信体小说(如《穷人》《九封信组成的小说》等)以及“内嵌”在中期(以《地下室手记》《罪与罚》为界)和后期众多小说(包括《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中作为亚文本的书信创作。中前期书信文本虽然深受欧洲文学史上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但也不乏主动求变和立异之处，明显反映出作家力图对书信体小说有所突破的创作抱负和创新驱动。基于对书信文本的熟稔与创作抱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继承中勇于变创，拓宽了书信体小说在文体上的形式与作用，丰富了书信文本的思想与意义，为书信的文学史价值增添了新维度。在书信体小说发展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文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作为知名的南非裔澳大利亚作家，其作品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及后殖民特征。其中，由《耶稣的童年》《耶稣的童年时代》和《耶稣之死》组成的“耶稣三部曲”是库切创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在继承了库切一贯的风格与技巧的基础上，三部曲同时反映了作者对共同体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南希之辩”的回应。这三部作品以一个痴迷于孤儿状态并拒绝融合入任何形式集体的年轻主人公大卫为线索，一方面认为建立在排他性理智基础上的现代共同体将在后现代的背景下必然走向崩塌，一方面又对以情感为标准的爱的共同体充满信心。这种自相矛盾的文本表现并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源于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和作者身份的双重复杂性。同时，三部曲中对共同体的独特表征也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现代学术话语的整体性思考，并对在复杂国际局势下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美国非裔科幻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在小说《播种者寓言》中塑造了富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围墙意象。围墙以其不断变化的形态贯穿了末世人类群体的发展历程，是小说中不断变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的隐喻。美国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提出用客体导向本体论研究客体间关系。他认为客体是自主的，始终与其他客体产生张力;在人与物同为客体的框架中，人类不再占据特殊地位。在小说中，围墙的建立揭示了人类共同体中人类主体性危机的发生;围墙的倒塌则表现出物质对人类行为的暴力反抗;由橡树组成的生成性和开放性的新围墙展现了物质对人类的伦理要求，召唤人类以更加适宜的方式与物质世界共处。在客体导向本体论的视角下，小说中的围墙不仅作为独立、自主的客体影响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还积极地参与并推动了有关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叙事。
《论语》是最早传入朝鲜的中国经典之一。朝鲜汉诗诗人学习、注释、翻译《论语》，借鉴和吸收了《论语》中的语言和表达技巧，使《论语》成为朝鲜半岛重要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朝鲜诗人引用《论语》以表达其用舍行藏的政治主张，仁智勇统一的君子人格理想。通过引用《论语》中的常见典故，形成了无斧凿之痕的艺术特点。朝鲜汉诗引用《论语》使其语言精练、典雅含蓄，丰富了朝鲜汉诗的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提升了朝鲜汉诗的审美水平，对于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具有重要价值。
16世纪中叶，受朱熹文道合一、重辞轻乐等文艺观念的影响，朝鲜士林借助乐府实现性理学思想，朝鲜国语九曲歌应时而生。畿湖派士林先是将九曲空间视为窥天理的求道空间，后又将其视为朝鲜正统道脉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九曲歌创作继承了朱熹《武夷棹歌》的义理精神，歌辞内容始终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而岭南派士林却视九曲空间为藏修游息之所，九曲歌创作延续了朱熹《武夷棹歌》的山水审美思维，民间歌谣本色浓厚。早期岭南九曲歌追求隐逸求真，呈现出与朝鲜渔父歌相糅合的特征，后期则注重歌咏风土，渐如风土诗。
陶渊明诗歌反映出的哲学理念对欧美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陶渊明返璞归真、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活态度，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受到关注，更在欧美学者的个人生活中得到践行。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和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学术与生活实践，体现了陶渊明生活哲学的跨文化价值。尽管西方对陶渊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已有学者通过翻译、研究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深刻领悟并实践了陶渊明日常生活的哲学理念。
《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