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习近平关于科学判定历史方位的思想蕴含深刻的哲学方法论内涵。科学判定历史方位,实际上是一个正确认识自我的问题。只有正确判断自己的历史方位,才能明确自己向何处去,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并主动自觉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判定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有的特征和优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科学判断历史方位和历史阶段的根本保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做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客观实际和发展基本趋势的科学判定,为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方向。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重在实践。实践的品格与实践的要求塑造实践的逻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清正廉洁、责任担当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自觉,努力建设民心政治、廉洁政治和责任政治;并从党员队伍、党规党纪、党内关系等三个方面确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在路径选择上按照去污排毒——修复防护——强基固本的先后顺序,以正风反腐为关键,以党内德法兼治为根本,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基础,建构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逻辑。
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博弈倾向于信息化与隐蔽化,使多元媒体所承载的复杂信息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产生深入的影响。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攸关党和民族生存及发展命运的现实问题,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当前,构建新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多重价值意蕴,应化弊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依托新媒体运行平台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方式,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信息安全凝心聚力、规避风险。
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人全集整理与出版成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一个热点,不但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内容丰富,后来居上,精益求精。这与国家科研规划和出版基金支持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也有一些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项目主要出自学者个人的设计。总体来看,这些明清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形式多样,或影印,或标点,或校勘,或注释,可以说粗细兼有,深浅层次各不相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方面的整理出版也存在贪多务得甄辨不精、底本选择疏于比对、断句校勘失误、体例失范、重复出版等问题,亟待纠偏正误。从全局高度合理规划,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既注重辑佚,又重视辨伪,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才能使明清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更好地造福学林,服务社会。
塞维鲁登基后,推进了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重点内容则是对近卫军进行了重构式、脱胎换骨的改革。塞维鲁任用法学家为近卫军长官,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并赋予近卫军长官更多的权力。塞维鲁遣散了那支犯上作乱的近卫军,打破了近卫军出身的限定,从军团官兵中选拔近卫军,规模空前扩大。塞维鲁的军事改革是其各项的重点,近卫军重构式改革则是重中之重。
东北沦陷时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表达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意识。其中,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以黑土大地上的"原始森林""冰川雪岭"等自然物象为书写对象,通过自然书写的转喻方式把主体意识与客观物象有机地融为一体,构建出丰满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抗联战士形象,抒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意志与反侵略精神。
百年新诗完成对古典和西方诗学的双重借鉴与超越,逐渐形成自身闭合的"小传统",并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新时期诗歌和四十年代诗歌在很多地方有共通之处:在处理个人与时代、个体与群体关系等问题上高度相似;在表达情感的同时,追求诗歌的"智性"与"思辨性";重视诗歌的意象手段及其象征性,这些都表明四十年代诗歌是新时期诗歌的直接"影响源"。
张曙光的第一部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中多的是现实生活场景,但并无涉(意)于当时的时代现实,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挽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中所蕴含的种种主题,叙事艺术的持续推进,"词语"/"语词"本体的凸显,个人、生活、时代的描写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关于时间、历史的主题,等等,正是从"八十年代"转向"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的内在构成。
19世纪初,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宗教批判的热潮。宗教批判的目的在于将人的本质从宗教上帝那里还原到人本身。尽管人的本质不再属于彼岸世界,但它却也不属于个体自身的本性,即规定人之为人的观念存在于个体之外。施蒂纳认为,人的本质复归只是将统治个体的固定观念换了一种表现形式,个体的最终发展终究要指向人类的普遍性。施蒂纳否定个体之外的一切并将单子式的"唯一者"规定为个体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理想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蒂纳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家,"唯一者"是否定固定观念的否定者。研究"唯一者",以及由"唯一者"构成的"联盟"可以准确把握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思想演变,并且对于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视作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本文拟先悬置异议,仅就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影响,分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哲学两次转向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表征的形而上学的内在困境。
唐代球戏活动兴盛,以马球和蹴鞠为主,又衍生诸多形式,满足不同群体、不同条件的需求。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全唐诗》六十九首球戏题材的诗歌中,球戏作为专门书写对象或附属意象,成为诗人写景记事、抒情遣怀的媒介,其内容也全面反映出不同球戏活动的主体、物质要求、功能表现和心态追求等文化特征。
陆游一生与诗酒为伴,创作了近万首诗歌,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的日常生活化。陆游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无事不可入诗,在勤学读书、酬赠唱和、感事抒怀、教育子弟等情境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论诗言诗既为诗歌创作的题材之一,又为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考察陆游的论诗诗创作,可以洞见其诗学主张,同时通过与陆游其他诗论形式的参照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论诗诗这种颇富文学意味的诗歌批评方式的独特价值。
陈与义后期的诗歌非常注重语言的锤炼,又尽量不露出雕镂的痕迹,做到"在平淡中见功夫,自然中见工切",表现出对语言艺术的自觉追求。这种艺术主要体现在典故的熔铸、字词的推敲和诗律的推敲等三个方面。陈与义后期的诗歌用典大大减少,几乎不用抽象、生僻的词语,句法简洁,语调平和,绝少藻饰,自然而又富有极强的表现力,不仅克服了其前期诗歌繁复生硬的缺点,还代表着南渡后宋诗发展的某些新趋向,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九江学派"由朱次琦(1807—1882年)建立,出其门的筒朝亮(1852—1933年)、康有为(1858—1927年)是"九江学派"发展的重要成员。简、康以其开馆讲学、学术著述在传承、嬗变两个方面延续"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1902年以后,简氏门人黄节、邓实,康门弟子梁启超,以儒西学结合、伦理学、史学与子学新变等大论争走向合流,既为简、康学术思想融入崭新的内容,也使简单、绝对的学术分歧变得复杂化。黄、邓、染以比较一致的学术思想,将康有为开启的广东学术近代转型引向深入,"九江学派"在他们手中走向消亡。
中国传统写作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呈现路径,不只是写作实践理论,不只是思维训练体系,还是思想文化成果,更是美学精神宝藏。汪曾祺的小说在文学发生、营构、传达和意旨等各个环节都极为全面与深刻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从而成功地、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和文学的"当代中国"。
抗战时期,在延安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西方记者的报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梳理大量一手史料认为,抗战的爆发提供了打破国民党对西北红区信息封锁的契机,而延安与西方记者两个方面出自各自的需要达成默契:让外界知晓延安。而延安形象的完整化经历三个阶段:埃德加·斯诺最先揭开了延安的面纱;1937—1939年众多西方记者进入西北采访,丰富了延安形象;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采访活动,其中,许多外国记者的重头报道深化了对延安的认识。这些西方记者的采访报道之所以对塑造传播延安形象至关重要,是它有三大传播优势:媒体强势——公信力强;过程强势——多重传播;话语强势——"第三者"立场。
精准扶贫的媒介话语,通过媒介传播的多维表述,体现出一种既是身体书写与符号文本的实践过程,又通过国家权力与大众传播的多重勾连,在精准扶贫媒介场域形成一种相互作用有效的分析框架。完善多重勾连,以贫困村落文化共同体发展理念为核心,展开媒介扶贫话语的时空化立体传播,建设精准扶贫媒介传播新话语。
清中叶著名文人画家汤贻汾,以武将而能诗文,享誉当时。在守备三江营时,以修船损坏革职。此次罢官,是汤贻汾仕途的第一次挫折,对其绘画创作的主旨、画风,均有深远影响。开复后,汤贻汾绘《秋江罢钓图》回忆罢官之事,既是自我剖白,也是吏隐心态的展示,标志其绘画的成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铁保嘉庆十二年(1807年)相关奏折,还原了汤贻汾罢官的全过程,为深入探讨汤贻汾彼时心态及艺术成就,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场景。
西汉刺史制度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中国古代监察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维护中央权威、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形成过程而言,西汉刺史制度大致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孕育阶段——高祖到恵帝时期;确立阶段——文帝到景帝时期;成熟阶段——武帝时期;异化阶段——成帝到哀帝时期。刺史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在元祐元年(1086年)、元祐二年(1087年)两次主试学士院,以及元祐三年(1088年)知贡举,选拔毕仲游、刘安世、张耒、晁补之、廖正一等进入秘书省,又举荐黄庭坚、秦观等入职秘书省,苏轼援引人才的努力,却遭到了贾易、朱光庭、黄庆基等人的联章弹劾。这些论争,学界多认为是起源于洛蜀党争,然而,最主要原因在于苏轼元祐间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带来的人事倾轧和党派攻讦。元祐间苏轼选任、举荐的秘书省职官们,因党派立场不同而分化,如刘安世等因苏轼举荐黄庭坚、欧阳棐入秘书省而弹劾苏轼,而欧阳棐、盛次仲、张耒、晁补之、李昭玘、黄庭坚、秦观等人则支持苏轼,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仕途的坎坷,更使他们元祐间的诗歌创作较少关注时事政治,多题画山水、饮酒赋诗、聚会雅集,流露出留恋山水、欲求归隐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忧虑、命运的感叹。
北平沦陷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辅仁大学因其德国教会背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通过辅仁大学学生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重视语文、历史及体育团体活动,而对不得不开设的日文课程,师生多采取应付态度以消极对抗。辅仁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独立色彩,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寻求民族文化根脉的文化家园,凝聚着师生们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隐性抵抗,而辅仁大学也通过坚持办学自主性,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
近年来,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影响席卷全球,以中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发展方面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从贸易便利化角度入手,基于指导原则、合作目标和总体架构等三个方面重新设计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框架,并实证测算其贸易便利化的总体水平与二级指标水平,可以为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提供最新的数据支撑和对策借鉴。
我国PPP增信机制构建旨在寻求适度增信,获得信用资本弥补货币资本供应不足。运用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对其风险溢价优化控制进行讨论,探究信用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性特征。PPP增信机制构建基于信用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等价互换性考虑,认为适度增信风险溢价与合理的资产流动性匹配,有利于满足于PPP项目建设投资与跨期运营对于货币头寸的大量需求。从多个角度分析得出,政企资本合作是制度增信的核心,它使得增信在投资损益的风险厌恶与风险偏好之间决策权重,因利益最大化而凸显信用系统鲁棒性特征,进而显现增信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化特性。在中国PPP增信机制构建中,资本合作制度式、结构融资式、合同履约式、跨期贴现式等增信机制建构实践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总之,以风险溢价化解风险损失,则是中国PPP增信机制建构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中,民主诉求的表达发挥着重要的独特作用。当前,民主诉求表达法治化的经济、政治、法治、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应当以坚持党的领导,各方力量协同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结合国情循序渐进;坚持民主目标,接轨现代法治文明;坚持法德结合,彰显政治伦理精华;坚持程序导向,明确诉求实现前提为根本原则,以民主诉求表达权利依法确立、民主诉求表达内容依法决定、民主诉求表达行为依法规范、民主诉求表达程序依法确定、民主诉求表达结果依法回应为主要内容,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路径入手推进民主诉求表达法治化。
<正>采继生留校任教后,久伴书法家游寿先生左右,最得游先生之心意。谨记游先生的教诲:"退笔千枝,不如读书万卷。",治学的路径由文学入史学,注重文史贯通、诗史互证。初习书法由隋唐而入,又直溯汉魏。为学作书,博约精专;为人做事,儒雅恬淡。尚可窥见游先生的精神风貌。采继生专攻国史、书法,旁及文献,兼任历史、文学、美术三院导师,教学
《北方论丛》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术论文。